一部分教练，正无奈离开健身房｜GymSquare
即便离开健身行业，也离不开健身。
作者/陈五花
编辑/GymSquare编辑部
在2022年新一轮春季疫情中，13.3%的教练选择离开健身行业。
这一数字来自GymSquare刚刚发布的《2022疫情特刊｜健身行业生存现状调查》。在所有受本次春季疫情影响的健身教练中，正完全处于停工状态的占比为45.1%，据统计，有35.8%的教练都正经历收入减少80%-100%。
而早在2020年起，疫情同样带来了显著的教练流失——GymSquare《2020中国健身行业报告》显示，当年，更换健身房，以及离开健身行业的教练从业者占比达到了33.7%。
一部分教练，正在无奈离开健身房。
■ 数据来源：精练《2022疫情特刊｜健身行业生存现状调查》
在这背后，有闭店导致的岗位缺失，也有收入下降带来的被迫转型。比如在上海，包括外卖骑手、社区配送员在内的工作，已成为部分教练员获取收入的方式。
但在某种程度上，疫情不过是一针催化剂，让原本的教练职业化问题显得越发严峻。
这次我们深度访谈了5名健身教练，从他们这里找出了一些答案。
“要不是疫情，
我根本没想过离开健身行业”
欣欣在健身行业工作了18年。
2002年，刚毕业的她在南京一所健身房担任了会籍。
那段时间，是中国健身行业的起步期，更是黄金时代。
不到三个月，欣欣的月薪就突破了一万。而当时，南京应届毕业生的工资，只有1500到2000元。
震惊又惊喜，她越发坚定了在这个行业扎根的信念。
2005年上下，欣欣成为了金吉鸟的初始员工。从会籍，到销售总监、店长……她见证了这个健身头部公司的崛起。尤其是在2015年到2018年，金吉鸟迎来了高速发展期，走向了全国各地。“有时候早上醒过来都不知道在哪个城市，”欣欣回忆道，“到处出差，但大家都很团结，一起不断刷新销售记录。”这成为了她最开心的记忆之一。
然而，2020年，新冠疫情突如其来。
时代的尘埃落在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大山。2021年，金吉鸟因为自身问题叠加疫情影响，走向了倒闭的结局。随着这个行业巨擘的轰然倒下，欣欣不得已离开了自己的岗位。“非常不舍，如果没有疫情，我根本不会想要离开健身行业。”她说。
像欣欣一样的人不在少数。根据精练研究院统计，在疫情较为严重的2020年，更换健身房，以及离开健身行业的教练从业者占比达到了33.7%。
同时，疫情带来的收入下降和不稳定性提升，也使一部分人选择了主动转型。
在今年上海的疫情中，担任教练近三年的阿杰选择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。虽然在闭店期间，其所在工作室依然会发放每月两千元的底薪，但这并不足以帮助阿杰维持生活。再考虑到工作室本身的房租负担等问题，阿杰选择了主动停职，进行跑腿的工作。
实际上，这不是健身教练成为美团骑手的第一波浪潮。
据美团官方数据，自2020年1月20日疫情爆发至当年2月23日，美团外卖骑手岗位新招7.5万人。其中，37.6%的新增美团骑手来自包括健身、餐饮在内的生活服务业。
作为大众眼里的高薪职业，教练的收入来源其实较为单一，主要以销售提成和上课提成构成。
疫情下停摆的健身房，直接将这两部分收入清零，使教练成为了最受影响的群体之一。出逃健身行业，或通过「副业」补充收入，成为了如此形势下不得已的转型。
“人不可能被长时间
固定在一个空间”
而对马奇来说，疫情没能阻挡他入局健身行业的决心，真正让他选择离开的，是不规律的工作时间。
一场疫情，大家都发现了一个规律：人不可能被长时间困在同一个空间里。
但实际上，这正是健身教练一直以来面临的困境。漫长的上班时间像是一种慢性病，逐渐消耗着教练们对健身的热情。
马奇原本在广告公司负责媒体推广。作为一个狂热的健身爱好者，他怀着开一家工作室的想法，在2021年1月进入独立工作室担任教练，希望获得一些开店启发。
“我很喜欢做教练这件事。”哪怕离开了健身房，马奇依然对过往的工作有很高的评价。让「健身小白」爱上运动的过程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就感；而健身知识的提升也满足了自身的兴趣追求。
“但是这个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生活。” 对马奇来说，最痛苦的，莫过于教练的工作时间。
哪怕工作室不要求坐班，会员分散的上课时间也导致他必须在馆里待上一整天。有时候，他在晚上十点才能回家，周末只能单休，甚至无休……
“虽然教练看似薪资很高，但这实质上是一个用时间换金钱的工作，”马奇说，“如果算上每天耗在健身房的时间，时薪并不高。”
而事实证明，哪怕真正开了一家自己的工作室，高时长工作的问题也并不见得能够解决。
陈钊曾是一兆韦德的某大区经理，在创办自己的商业健身房因资金、时机、疫情等原因失败后，他转而开办了自己城市里少数的团课工作室。
“工作室需要的资金少，我有人脉，专业好，还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。”他对工作室的前景颇为看好。
但问题很快出现了：陈钊失去了属于自己的时间。
为了压缩成本，他需要自己完成管理、上课、运营等一系列操作，虽然在疫情下能够稳定盈利，但这几乎将他完全困在了工作室里。
“孩子的家长会几乎每次都不是我去。”作为一个以家庭优先的男人，陈钊不会错过女儿的每次生日，或是每个重要的节日。但在工作室里，他却着实难以参与女儿成长的细节。没办法陪她看电视、没办法陪她写作业、没办法每天及时出现在她身边……压死骆驼的往往是一根又一根的稻草，仅一年，陈钊就再难忍受这种生活方式，关掉了工作室。
“没有时间，我就失去了所有的可能性。”陈钊说，“每天我掰掰手指头，就能算出来未来的十年什么样。”这个在健身行业坚守了十余年的老将，最终决定离开健身。
“这是一个
天花板不高的行业”
这种空间的「受困」，不仅局限于物理层面。
「价值体现不在价格上」，在迅速摆脱新手期，马奇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。
达到了一定等级后，专业的提升不再给教练带来课价的提高。如果单从个人收入来看，每年不断的专业培训，甚至成为了对金钱和时间的单纯消耗。
同时，虽然根据精练GYMSQUARE《2020中国健身行业报告》数据，开设健身房或工作室是教练未来职业规划的第一选择，但相对仅拥有销售和专业技能的教练们，在向管理者职位转变的过程中，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。
“最终放弃开工作室的念头，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远比想象中复杂的工作。”马奇总结到，「这是一个更需要认知和智力的事情」。
和普通公司不同，健身工作室的结构相对松散，反而更考验管理者的能力。如果不能设计出完善的制度完成低成本的运营，规范教练，并形成凝聚力和信任感，就只能通过消耗自身时间来完成每日的稳定运转，既无法带领健身工作室走向扩张，更难以逃开高时长工作的困境。
种种现象，都使教练群体被困在了一个受限的职业成长空间里。
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从业3到5年的教练拥有最高的转行意愿。根据《2020中国健身行业报告》，这一数字达到11.7%。在这样一个到达了一线教练收入天花板，又难寻晋升路径的瓶颈时期，教练们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
“离开健身行业，
也离不开健身”
对于离开的从业者，在健身房的经历依然塑造着他们未来的职业走向。
2022年，欣欣选择了依然属于大健康领域的保险行业，利用自己在金吉鸟获得的团队管理经验，开辟着新的未来。
陈钊则投身了功能医学行业，正在谋求与健身房的合作，希望通过这一健康管理行业，对健身房进行赋能。
而马奇，则进入了某互联网平台的健身板块担任市场营销。这段担任私教的经历，成为了他获得该岗位的重要竞争力源泉。
至于阿杰和曾因不爱销售而离开健身房的赤赤，他们希望能够在疫情后重返健身房。在发稿前，赤赤成功应聘成为了一家独立工作室的私教。“氛围好，不用销售，可以学习专业。”他如此评价道。
而对于业内，如今，越来越难招到好教练，几乎成为了行业的共识。
恰如兔子和草的数量总是此消彼长，大量教练的离职，是行业野蛮生长后的一次洗刷，也是对资本们的一次倒逼。
一方面，销售型的健身房已经开始通过月卡、碎片化付费、强调服务等方式走上改变的道路，更加强调教练的专业性；另一方面，在后疫情时代，教练们也越来越注重公司的稳定性和社保等的福利。在教练供不应求的当下，这些需求正迫使健身房或工作室做出一些改变和新的尝试。在教练专业能力被前所未有重视的当下，也是时候综合考虑教练等级、课程时长、销售情况等收入划分标准。■ GYMSQUAR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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